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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8章 七擒七纵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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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以当时,唐庭四月才决定发兵,八月才走到青海的进军速度来说,唐军根本没有任何机会。

    要知道,薛仁贵麾下的唐军以步兵为主,在“胡天八月即飞雪”的季节,在草原上与吐蕃骑兵寻机决战,如何能够取胜?

    因此战败后,薛仁贵才会慨叹:“邓艾所以死于蜀,吾知所以败也。”

    在这种错误的时间节点,以一种错误的方式与敌作战,别说是薛仁贵,就是孙武复生也赢不了。

    大非川之战是一场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战役,唐军在保持四十年军事强势后,第一次在周边少数民族眼前大败亏输。这也是唐蕃间,在松州打成平手后,第一次惨败于吐蕃之手。

    有点可笑的是,当高宗决定给吐蕃一个教训时,他特意授予薛仁贵逻娑(拉萨)道行军大总管。

    上意暗指希望这位“将军三箭定天山,壮士长歌入汉关”的老将,犁庭扫穴直捣黄龙的。但可惜,吐蕃养虎之势已成,直捣逻娑(拉萨)不过是南柯一梦。

    此后经年,汉史屡见“吐蕃连番入寇”(《旧唐书》)的记载,凤仪元年(676)进掠鄯州(今青海乐都)、廓州(今青海化隆)、河州(甘肃临夏)、叠州(甘肃迭部),高宗为之停封中岳。

    凤仪三年(678年),李敬玄领十八万唐军在青海再度惨败于噶尔?钦陵(禄东赞次子)之手。

    唐军副将刘审礼、王孝杰被俘,主帅李敬玄全军溃退,“辎重弃于路旁,绵延千里”。

    所幸,黑齿常之拼死夜袭,打破吐蕃合围之势,算是避免了唐军再次全军覆灭,这便是史籍所称的唐蕃青海之战(或承凤岭之战)。

    此战之后,唐史也不得不承认,吐蕃已成心腹大患,其实力足以与唐庭比肩。

    但吐蕃就此便一飞冲天了吗?当然也不是!

    自从上元元年(674年)二圣临朝后,唐朝对西部边事明显开始变得强硬。这大概有赖于武则天的性格,和优柔寡断的李治相比,武则天显然要强悍的多。

    随即,以王孝杰、娄师德、黑齿常之为首的唐军展开了一系列反击,双方渐成拉锯之势。其间唐军虽有识迦河之败、素罗汗山之败,但同样也有良非川、白水涧的连胜。

    因此,唐黑们所谓大非川之后,唐朝再无还手之力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。大非川之败并没有那么重要,至少它没有真正改变两国的战争格局。

    在这个阶段,唐蕃两国处于战场拉锯态势还有一个例证,便是西域安西四镇的反复易手。

    咸亨元年(670年),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(今新疆温宿),唐朝被迫罢安西四镇。

    四年后(674年,上元元年),四镇复归唐朝。

    仪凤三年(678年),迫于吐蕃压力再次罢黜。

    次年(679年,调露元年),裴行俭千里奔袭西域,生擒阿史那都支,再复安西四镇。

    垂拱二年(686年),四镇再罢。

    692年(长寿元年),王孝杰、阿史那忠节西击吐蕃,在大岭、冷泉大败蕃军,噶尔·赞辗恭顿(汉史称赞刃,禄东赞五子)逃遁,噶尔·达古日耸(汉史称悉多于,禄东赞四子)被俘,四镇再复。

    此后,唐庭吸取了四镇几度失陷的教训,遣军两万四千人常驻四镇,西域算是基本稳定了下来。

    从四镇屡废屡建的过程可见,唐朝即便是在相对遥远的西域,有尚且有能力和吐蕃一较短长,更何况是在后勤压力较低的河拢地区呢?

    另外,时任吐蕃大相噶尔·钦陵被迫于武周朝长寿元年(692年)后,长期驻扎青海前线,也能看出唐朝反击对吐蕃造成的压力。

    钦陵长期远离吐蕃的政治中心,实际意义上促成了吐蕃王室重新夺回王权,终结了噶尔一门长达五十余年的权臣之路。

    之后,钦陵被迫自杀,其三弟噶尔·政赞藏顿(唐史称赞婆)携其子论弓仁及部众投唐,改姓论,成为论姓始祖之一。

    最后,还有个外交上的证据。

    武周朝万岁通天元年(696年),唐蕃之间曾有一次野狐河之会(今青海察汗乌苏河),会谈的一方是钦陵,另一方是唐使郭元镇。

    会议应钦陵的请求而召开,在会议上钦陵和郭元镇唇枪舌剑谈的好不热闹。

    钦陵想让唐朝放弃安西四镇,在西域构建一个军事缓冲区,但唐朝也不傻,长寿元年(692年)王孝杰拼死拼活才啃下来的安西四镇,哪能说句话就放弃了?

    郭元镇知道钦陵的要求唐庭根本不可能答应,但张嘴就蹦出不行,岂不有失风度?外交嘛!向来都是风风光光的干龌龊勾当!

    这老狐狸眼珠一转,计上心来,想了这么个主意。

    这段话的核心意思就是,“安西四镇可以给吐蕃,不过要拿青海的吐谷浑故地来换。”

    青海牧场可是吐蕃拓展的核心,据此地后,东可侵袭拢右,北可截断河西走廊,西可角逐西域,钦陵如何会拿它换安西四镇?郭元镇的答复一经提出,会谈就再也没下文了。

    按我们网上键盘军事家们的理论,和平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。如果唐朝被打的全无还手之力,钦陵还谈个什么劲儿,直接打就是了。

    这其实也可以反证出,双方尚处在均势地位,谁也奈何不了谁。

    如果将第二个战争阶段再细分一下的话,可以分成高宗和武后两个时期。

    高宗一朝因其优柔寡断,在对待吐蕃问题上常常议而不决,导致错失了机会,坐视吐蕃掌控青海牧场。

    这一时期,吐蕃不但占据着战场的主动地位,在外交上也隐隐压过唐朝一头。曾出现了唐使陈行焉面见钦陵时,因拒绝行跪拜礼,被长期扣留直至身死蕃地之事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,高宗开耀元年(681年),还记载这么一件奇闻,吐蕃遣使唐朝请和求婚,但指名道姓要娶高宗和武后亲生女儿太平公主为妻。

    高宗当然不舍得将亲生女儿加入吐蕃,但他对这种非常失礼的举动,居然没有断然拒绝,而是来了曲线救国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,一方面吐蕃对唐朝的复杂的宗亲系统已经非常熟悉,另一方面吐蕃也不再是那个非常谨慎的“子侄”了,能为吐蕃使臣撑腰的,也就只有其战场上的优势了。

    而到了武后临朝时期,唐军已逐步开始主动出击,谋取战场优势地位。

    应该公允的说,武则天的政治掌控能力远高于李治。她手下文臣武将的能力也优于高宗一朝,不论是内主朝政的狄仁杰、许敬宗、魏元忠,还是外领雄兵的王孝杰、娄师德、黑齿常之,都是一时之选,也打出了一系列很漂亮的反击战。

    甚至,《资治通鉴》里还记载,武后朝曾试图从四川修筑一条唐朝版的川藏公路直插拉萨,“武后欲征发梁(今陕西汉中)、凤(今陕西凤县)、巴(今四川巴中)州民众,从雅州(今四川雅安)开山通道,出击西羌,讨伐吐蕃。”

    虽然此事太不靠谱,被蜀地诗人陈子昂上书力劝而止。但至少可以证明,武后当朝期间,唐朝主动出击的态势已经开始出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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