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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5章 筹划反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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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到了皇宫大内的朱泚,如在梦中。

    他本以为兄弟朱滔造反,自己被罢黜兵权闲居长安,这辈子就算是交代了,指不定哪天,德宗不高兴脑袋就搬家了。

    哪成想,还会有面南背北、称孤道寡的机会?!

    他马上就开始召集愿意从龙的唐臣,建立自己的小朝廷。

    建中四年(783)十月八日,朱泚从白华殿入宣政殿,自称大秦皇帝,改元应天。

    次年正月,又改国号为汉,改元天皇。

    朱泚以姚令严为侍中、关内元师,李忠臣为司空,源休为同平章事、中书侍郎,遥立割据河北称王朱滔为皇太弟。

    源休又劝朱泚尽杀,在京城未及逃脱的郡王、王子、王孙共七十七人,以绝众人归唐之望。

    就在朱泚登基的前一天,也就是十月初七日,逃到奉天部分大臣上奏朱泚欲反。

    这时,德宗最信任的宰相卢杞还信口雌黄,声言:“朱泚忠贞,群臣莫及,我以全家百口性命,保其不反”,“待收拢乱军之后,必来迎天子归朝”,李适居然“亦以为然”。

    可是没想到,脸打的这么快。十月十日,也就是三天后,朱泚果然来奉天了。

    不过,他不是来迎请德宗归朝的,而是驾着天子车仗,挥舞着雪亮的片刀,来要李适小命的。

    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两军在奉天城下,展开了血腥的城垣攻防战,史称“奉天之难”。

    在唐朝与吐蕃二百余年的交往史上,战争一直都是主旋律。

    这两个迎头相撞的大帝国,在东起四川剑南,西至大小勃律,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陈兵百万,见诸史端的大战多达190余次,边境摩擦无算。

    但就这种战事频仍的局面里,两国的外交联系却始终未曾断绝,两国遣使互访也有190余次,期间还举行了十次会盟大典。

    706年(中宗神龙二年)的神龙会盟;

    714年(玄宗开元二年)的河源会盟;

    733年(玄宗开元二十一年)的赤岭会盟;

    736年(开元二十四年)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与吐蕃大相乞力徐的河西之盟;

    762年(代宗宝应元年)的长安鸿胪寺歃血;

    765年(代宗永泰元年)兴唐寺永泰盟誓;

    767年(代宗大历二年)兴唐寺大历盟誓;

    783年(德宗建中四年)的清水会盟。

    787年(德宗贞元三年)平凉会盟;

    821年(唐穆宗长庆元年)的长庆会盟。

    在这十次会盟中,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长庆会盟。

    因为,长庆会盟有实物证据,大昭寺门前矗立的“唐博会盟碑”,就是这次会盟的结果。

    另外,长庆会盟是唐蕃最后一次会盟。此次会盟之后,两国再无大战,会盟的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遵守。

    学者们在追溯汉藏两族源远流长的交往史时,通常将长庆会盟作为友好的范例,进行列举研究。

    但其实,发生在德宗初年的清水会盟,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
    总结来说,至少有以下两点:

    1、双方第一次详细划定了边界,并被长期保持。

    直到38年后,再议盟约(长庆会盟)时,依旧以这条边界为准。

    2、唐蕃两国的国家地位,出现了明显的变化。

    下面,我们就唐蕃清水会盟的前后事宜,及其影响一一详述。

    一、清水会盟的历史背景

    755年(天宝十四年)爆发的安史之乱,将唐朝历史拦腰斩断。

    之后的肃宗、代宗两朝,国家民生凋敝、破败不堪。随着,唐朝河陇边军大量东调平叛,“吐蕃得乘隙暴掠(河陇)”。

    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:“安禄山乱,哥舒翰悉河陇兵东守憧关,而诸将各以所镇兵讨难,始号行营,边候空虚,故吐蕃得乘隙暴掠。”

    唐代宗大历初年(766年)版图,吐蕃已占领凉州,截断河西走廊。

    代宗即位后,虽改变了肃宗时对于吐蕃“输绢帛以求和平”的政策,但可惜国力、军力,实在难与如日中天的吐蕃抗衡。

    再加上,经过两次仆固怀恩之乱,唐朝内有藩镇割据,外部民族(回纥、党项等族)纷纷离心。

    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状态下,所幸有郭子仪、李晟、马燧、浑瑊等一干良将,总算将唐朝的防线稳固在灵、泾、邠州一线,但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,已在吐蕃的牢牢控制治下。

    对于当时的唐蕃军情,郭子仪在上书中说道:“今吐蕃充斥,势强十倍,兼河陇之地,杂羌、(吐谷)浑之众,每岁来窥近邻。以朔方减十倍之军,当吐蕃加十倍之骑,欲求致胜,岂易为力!……臣所统将士,不当贼四分之一,所有征马,不当贼百分之二,诚合固守,不宜为战。”

    可见肃、代二朝的唐军,固守陇上尚且左支右绌,无力出城野战,至于击退吐蕃收复河陇,不过是个遥远的梦景。

    对此情形,唐朝君民无不痛心疾首,白居易在《西凉伎》中写道:

    凉州陷来四十年,

    河陇侵将七千里。

    平时安西万里疆,

    今日边防在凤翔。

    唐朝的西京凤翔府,就是今天的宝鸡市,距离长安城的直线距离只有150公里,吐蕃骑兵朝发而夕至。可见当时,唐军边防压力之重。

    为躲避吐蕃军队巨大的压力,宰相元载曾上奏代宗,建议“置中都河中府,秋杪[miǎo]行幸,春中还京”,以躲避吐蕃军队每年秋季必来的侵掠。

    所幸,大历八年(773)郭子仪在灵州大破吐蕃。大历十一年(780),剑南节度使崔宁又连续大“破吐蕃二十万,斩首万级,生擒一千一百五十人。”

    算是,堪堪挽住了危局,让元载置中都东逃的计划流产。

    但即便如此,安史之乱后,蕃军稳居上风,唐军苦苦支撑的局面一直得不到扭转。

    二、唐朝内部的政治诉求

    779年(大历十四年)五月,唐代宗李豫崩,子李适继位,是为唐德宗,次年改元建中。

    德宗即位后,奉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国策,对内严厉打击割据的藩镇,对吐蕃则采取怀柔的政策。

    《新唐书?吐蕃传》记载,“德宗即位,先内靖方镇,顾岁与虏确,其亡获相偿,欲以德绥怀之”,这基本上是德宗建中年间的内外方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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