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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章 初回乡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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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天一早盖大龙就起床,带着媳妇和女儿到县城里转转,到吃晌午时回家。

    中午12点多姑姑打来电话,叫盖大龙一家去吃晚饭,大龙妈推脱家里事情多,昨天刚去过的,今天就不用再去了,叫大龙一家三口去姑姑家玩玩。一来姑姑家添人进口是好事,去家里添些人气,二来盖大龙在外打工一年回一次,回来了也带媳妇女儿多出去走走。

    说话的时间就到了姑姑家,今天家里的客人少了许多,只有年轻一辈的,基本上都是结了婚的,带着孩子。

    年轻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,聊一些共同话题,姑父就坐在一边在电脑上打扑克游戏,几个年亲人都是从小长大的表亲,相互之间比较随便,说话聊天也没有顾忌。

    几个年轻人从上学时代说到毕业工作,再到结婚生子,他们中除了盖大龙在外打工之外,其余的都在本县发展,其中有两个还是公务员。

    话题说着说着就扯到盖大龙身上,公务员表妹问大龙当初怎么不考公务员呢?或者到村里任职,家里这么的事情,为什么选择外出打工?

    其实大龙是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的,结果没考上。临近毕业要找工作,一毕业就得挣钱还债,拿了毕业证在省城找了几份工作,虽说是省城,其实工资不高,单位也不包吃住。大龙觉着在省城挣不到钱,刚好有高中同学在深圳工厂里上班,说工厂待遇还可以,包吃包住,买社保,一个月加下班来也有1600多块钱,这比省城工资要多出两倍多。

    盖大龙到了深圳一家工厂上班,先去当储备干部,学习技术和管理,后面一步步做到了车间主管,自己挣工资还清了读书时的外债,母亲的病也好转,家里的老房子也重新修葺了一番。

    时间到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,盖大龙所在的工厂受到波及,业务量骤减,刚好到了年底合同到期,盖大龙见深圳这座城市处在大失业的高潮,就没有和工厂续约,结束劳动合同回到了南乡县。

    那时的南乡县正经历了汶川地震之后的重建,县里大量招商,征用土地修建工业区,盖士村的一部分土地被征用来盖工业区。

    传闻是国内一家大型集团公司要在盖士村投产建设一家肉制品厂,充分利用南乡县养猪的产业优势,就地收购生猪,加工成肉制品销往全国。

    盖大龙也憧憬家乡的工厂早一天办起来,这样就可以在家门口上班,不用在天远地远的去外面打工。

    那时易正源正在城里做生意,他建议盖大龙不要出去打工了,就在本地发展,首先建议买辆拉土车去拉土。盖士村地面上的工程一动工作为盖士村人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拉土,因为在征地时村上明确提出工程方要优先雇佣本村村民去做事。

    在盖士村立稳脚之后,利用自己大学生的学历优势和党员身份进入到村委里做和文书,多和上面的领导认识,混个脸熟,以后再相机行事。

    可以说这个建议是比较符合在县城发展的实际的,但是盖大龙有自己的担心,一是因为家里没有存款,买拉土车首付的钱都没有,自己驾驶证也没考,对开车跑运输也没什么兴趣。二来是盖士村村里情况复杂,干了30年的村长退休了,新上任的村长没什么威望,是个过渡的。村两委正准备换届选举,老一辈的都准备退了,权力出现真空,各大家族,各种势力暗潮涌动,都想参选村长村支书,进入村委。盖大龙认为此时进入权力争斗的漩涡中心,对自己不好。三是大龙还想在出去闯一闯,学学外面的先进经验,等到时机成熟再回乡。

    殊不知这一离开就是10年,易正源对盖大龙的选择,没有表现出过多的说法。他不是那种慈祥的长辈,不会再小辈面前喋喋不休,即便是他认为是对小辈有利的事情,小辈没有按他的意图去做,他也不会再说什么。

    对于盖大龙最终选择继续出去打工,易正源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,打工,打工解决的了眼前,丢了未来,打了一只麻雀,丢了一只母鸡。

    数年之后,面对盖大龙在浙江义乌打工数年,每年回家盖大龙都会说说外面的新鲜事,这时期的易正源也转变自己的态度,转而支持盖大龙在外打工,他对盖大龙说:“外面发达地区好的话,就在外面发展,不要回南乡了,家里可以看的见的,没有什么行业可以做的。”

    事实也是如此,汶川地震过后,南乡县也掀起来大建设,房地产崛起,可惜没几年光景,几个楼盘都烂尾了,工人要不到工资,业主拿不到房子。工业区建设也陷入停滞,盖士村工业区的厂房主体已经建起来,可是并没有投入生产。原计划招商引资的工厂并没有建成,反而是当地的几家粮油厂、茶叶厂、菌种厂盖头换面成公司,一家接一家的拿地,圈地。白天站在工业区大道,看不到车辆和人群,到上下班时间也没有成群员工上下班。工业大道也成了驾校练车的地方。

    时间证明易正源的安排是对的,自己的子女首先按排好,不用外出打工,一家人在南乡县这个地方衣食无忧,不用外出讨生活。随着他当选莲花街社区主任,家里的情况更是蒸蒸日上,听他话的,听他安排的,都在南乡县有一席之地,唯独盖大龙这个倔强的人,不识时务,依然选择外出打工。

    母亲也多次劝过大龙,要多听他姑父的建议,人家毕竟是社区主任,结识的人多,看问题全面,常年在南乡县经营,人脉多,路子广。

    盖大龙是个朴实的人,一个具有朴素无产阶级感情的人。自从年幼时父亲去世,他就是家里半个顶梁柱。从小就学会种田,种菜,卖菜,帮母亲分担家务。毕业后进工厂打工,接触到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,他和他们一样辛勤上班劳动,挣取工资,养家糊口。从不敢干投机倒把,违法乱纪的事情。挣点钱,花点钱,钱没有进入资本经营领域,都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。

    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,往往比较重感情,讲义气。反正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,也就没有那些顾忌和讲究,没有背景和后台,全凭双手劳动,手停口停,敢爱敢恨,直来直去,立场鲜明。这在易正源口里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梁山文化,盖大龙在他眼里就是花和尚鲁智深一样的人物。

    在易正源还没有做荷花街社区主任前,盖大龙会利用假期来帮姑父家做事,有时送送货,有时打扫卫生,渴了倒水就喝,饿了做饭就吃,基本是比较随意自在的。

    在外打工回家后,盖大龙会给姑父买条他爱穿的89元裤,买烟从最开始45块一条的延安到90块的红河,陪姑父喝酒就喝当地的包谷酒,打一壶酒,放上姜蒜,放在火盆上热起来喝。爷俩之间话虽少,易正源每每金句频出,被盖大龙捧为经典。

    一切在易正源做了村长后发生变化,那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第二年,出门打工没挣到钱的盖大龙早早回到家,怀揣200块钱到家里,寻思去看看老姑父,听说当了村长,买了小轿车。盖大龙向往常一样买了条90块的云烟提上去姑父家。

    到了之后,姑姑看拿的云烟后就说,你姑父现在当了村长,抽的都是芙蓉王了,前几天你堂弟过来给你姑父买的89元裤业,你姑父也没穿,送给工人穿了,都是现在与之前比较之类云云的。

    姑姑留盖大龙吃晚饭时,桌上摆的是茅台,五粮液,国窖1573等高档白酒,姑姑每样酒都倒一杯给自己的侄儿尝尝鲜,盖大龙常年在工厂里做事,也没有喝过这些高档白酒,尝了口后说喝不惯,还是想煨一壶包谷酒。

    这时易正源用严厉的语气说:

    “喝了这么多年的包谷酒还没喝够?有好酒不喝要喝包谷酒?”

    …………

    盖大龙放下酒杯和碗筷,无语半晌后,推脱有事就走了。

    时间回到现在,在姑姑家做公务员的表妹跟自己的表哥开玩笑说:“表哥,我觉得你这么多年来,还是有点自卑,你看你嫉妒人家沐有银做生意有钱,你一回南乡县就怼天怼地怼空气,你说是不是”

    “是吧,可能我还是适合在外面吧……”盖大龙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了下。

    打工苦,打工累,打工出门就受罪,家里的人以为在外打工收入高,比南乡县赚的多,殊不知打工同样的在外面也有些糟心事,工作上为同事背黑锅,被老板骂的满天飞,累死累活拿份死工资,各种考核,各种绩效,老板一言不和就扣钱,打工在外受气,回南乡也受气,真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,人生最糟糕的也不过如此吧。

    既然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勇敢面对,坚强的走下去。一直以来,盖大龙都想成为易正源那样的人,但是又不仅仅是他那样的,最原始的东西,比如初心是不会变的,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是不会变的,帮组需要帮组的人是不会变的。

    盖大龙需要的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,这个机会在外已经越来越渺茫,打工的日子已经到头了,职业生涯进入瓶颈,家里母亲年事已高,孩子也要读幼儿园,不能老是放在家里成了留守儿童。

    内心深处,他听到南乡县城南街道盖士村在召唤,家乡在召唤,在外终究是浮萍一样,没有根的,自己的根在南乡,在盖士。出门打工只是无奈的选择,只是谋生的一个阶段,只是原始资本积累的一个过程。

    可是这个选择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,30几岁的年纪,上有老,下有小,容不得失败,一旦失败就只能回到打工时代,就要继续两地分居,天各一方,骨肉离分。这个风险和后果是在单位上班的同龄人所不能承担和接受的,只有像盖大龙这样的无产者,才有魄力在稍纵即逝间把握住这次机会,实现自己的毕生抱负,不枉此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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