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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6章 偷香 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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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至泰山封禅。[12]张说后的几位宰相,都因为不和而被罢免。开元时期的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是广东人,张九龄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被玄宗李隆基相中。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,也像玄宗那样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干,而不是看重其背景。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,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,量才使用。同时,对于玄宗李隆基的过错,他也及时地指出,加以劝谏,不因为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。

    李隆基不仅慧眼识贤相,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,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。他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,第一,精简机构,裁减多余官员,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,不但提高了效率,也节省了政府支出。第二,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,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。在每年的十月,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,纠举违法官吏,严惩不怠。第三,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。第四,重视县令的任免。李隆基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,和百姓直接打交道,代表了国家形象。所以,李隆基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,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。如果考试优秀,可以马上提拔,如果名不副实,也会马上遭到罢黜。李隆基知人善任,赏罚分明,办事干练果断,这是他能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原因。[13]

    奢靡之期

    开创了盛世之后,李隆基逐渐开始满足了,沉溺于享乐之中。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,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。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,李林甫爬上了相位。李林甫最善于揣测李隆基的意思。在开元二十四年(736年),李隆基想从洛阳回京长安,但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,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,影响生产。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李隆基说,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,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,不必再等以后,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,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。

    心选贤任能,量才授职,整饬吏治。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,裁汰冗员。唐中宗以来,铨选制度十分紊乱,王妃、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,而且不经吏部大搞“斜封官”,请托之风日盛,致使员外、试、检校等官名目繁多,冗官滥吏充斥官府。开元二年(714年),唐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、试、检校官,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,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,吏部、兵部不得注官,结果“大革其滥,十去其九”。[20]这样,既克服了官吏冗多、人浮于事的现象,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,又减省了国家开支。

    考察制度

    唐玄宗以前,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,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。为了革除这一弊端,开元二年(714年)唐玄宗特颁下制令,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、刺史,又从都督、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,“使出入有常均,永为恒式”。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。开元四年(716年),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,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,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,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,暂且让赴任就职,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,“放归学问”。同时,还颁布了《整饬吏治诏》,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、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,分为最、中间、殿三等,依次定为优劣,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。[21]

    提高了战斗力。另外,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,李隆基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,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,增加粮食产量。

    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,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,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,重新归附唐朝。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,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。

    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,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。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。[13]

    设立节度使

    至开元、天宝间,唐玄宗设立十大节度使,北方形成平卢、范阳、河东、朔方、陇右、河西、安西四镇、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,加上剑南、岭南共为10镇,始成为固定军区。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,得以军事专杀,行则建节,府树六纛(大旗),威仪极盛。节度使集军、民、财三政于一身,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,多者达四镇,威权之重,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,时称节镇。于是外重内轻,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。

    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,打击强占土地、隐瞒不报的豪强,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。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,称为“籍外之田“,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“私属“,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。

    先天元年(712年)到开元十三年(725年)之间,李隆基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。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,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,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。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,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。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。这样下来,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。

    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,李隆基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,减轻了农民的负担,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,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。[13]

    文化

    抑制佛教

    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,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,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,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。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,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,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,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。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。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,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。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,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,影响了国家的收入。

    在开元二年(714年),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,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。然后,唐玄宗又禁止再造新的寺庙,禁止铸造佛像,禁止传抄佛经。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,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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