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敏伫立阁楼的木栅栏上，昂首挺胸地向东方看去；东方是汴梁城的皇城，太阳还没出山；熹微的晨曦将城市的角角落落涂染得一片彤红。
太阳未出山前仿佛出嫁的娇娘，总要羞羞答答做些准备工作；先用自身的色彩将天空、大地涂抹成猩红色，再将沉睡的小鸟呼唤起来，小鸟的叽喳声给城池的清晨凭添了几份声韵。
刘敏处身于这种意蕴中，思绪竟然像奔腾的烈马一冲无法收拾。 这里是汴京城西踊路街军营，卢成玉的天祥军800将士就驻扎这里。
刘敏和卢成玉相见后，便安排她住进天祥军军营；但刘敏想着赶往边地的主要任务是抗击疫情，解救百姓；便让红云、绿杏、蓝梅、白雪、巧姐、巧妹、火仁甫、梁鼎、火水牛、王阳、赵季、陈怡侑、涂幼玫、赖贞岳、姜孟君、郭雨全、王任卿17人联手在京城的各大药铺采购中草药。
中草药整整拉满十大车，费用是黄千沛和罗淑卿送来的780贯铜钱；用780贯钱购买中草药上边关抗击疫情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也是刘敏仁慈的一种表现。
刘敏从张宏基嘴里得知北地五洲出现疫情，百姓大量死亡的消息后；判断那可能是鼠疫。
鼠疫在北宋时期是没有办法治愈的，华夏乃至世界治愈鼠疫的第一人应该是医学博士伍连德；他的强制隔离法挽救了上千万东北同胞的性命。 刘敏是后世的医学博士，穿越来到宋朝；对待北地五洲的鼠疫应该能够拿下。
红云17人将采购回来的十马车中草药拉回踊路街军营，打算随西征大军的粮草一同运往边境；红云17人也随中草药同行。
红云17人中不含龚美和杨翠花，刘敏让龚美继续留在大羊银匠行制作他的银器；杨翠花留在襄王府依旧做书童，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陪陪襄王赵恒。
刘敏站在小阁楼的栅栏跟前寻思着红云17人采购中草药的情况，思绪陡然转到眼前这座军事城堡一样的汴京城来了。
北宋人孟元老著的《东京梦华录》缘由有两重：一重为渐入桑榆晚景的私忖：“暗想当年，节物风流，人情和美，但成怅恨。” 另一重为公开担忧：“近与亲戚会面，谈及曩昔，后生往往妄生不然。仆恐浸久，论其风俗者，失于事实，诚为可惜，谨省记编次成集，庶几开卷得观当时之盛。”
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是在南宋京城杭州写成的，但他记录的却是自己童年和青年时，目睹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盛世。
北宋王朝是后世人公认的繁华鼎盛王朝，但军事上却是一个弱智者；长期处于险恶之中，夹缝于辽、夏之间；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及西北游牧民族冲突的剧烈时期。
京畿开封汴梁，因地处黄河冲积地带一马平川，河流纵横，交通实在便利。但在军事上却无险可守。
因此，孟元老笔下一开篇所描述的“东都外城”，一方面为水陆城门众多；“城里牙道，各植榆柳成荫”。 另一方面在骨子里却是一座防备设施众多、防御体系严密，军事功能突出的保垒城市：城濠护龙河、城门皆瓮城、铁裹窗门、拐子城、马面（防御设施，形同栅栏。）、战棚、女头（防御设施，形成女墙城堞。）；又贮存军事守备物资：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，贮守御之器；还有负责城市军事工程的“广固兵士二十指挥，每日修造泥饰”。
除过这些外，北宋王朝尚有禁军数十万在汴梁城内外以卫京师。
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繁华，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的昌隆，居然是在这座军事城市上演了一百六十七年。
哪为什么北宋王朝的京畿要固执的设定在无险可守的开封汴梁呢？这其中还真有不少的名堂。
北宋建都于汴梁，并设陪都应天府南京（河南商丘）、河南府西京（河南洛阳）、大名府北京（河北大名），与国都开封府东京合称四京。 后周末帝柴宗训禅位后，赵匡胤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，委以虚职；并改以文官带军，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；杜绝出现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。
但是这也导致宋朝在对辽国、西夏战争中不占有优势，屡屡挨打的被动局面。
靖康元年（公元1126年）金军攻入国都开封，北宋王朝灭亡；共历九帝一百六十七年。
北宋的最大统治区域北以海河、河北霸州、山西雁门关为界与辽相交；西北以陕西横山、甘肃东部、青海湟水与西夏交界；西南以岷山、大渡河与青藏高原、大理国交界；以广西与越南交界。
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。宋真宗咸平三年（公元1000年）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亿美元，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%，人均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。
当时的西亚人均GDP为621美元，西欧人均生产总值则为427美元；而1820年清朝人均生产总值为600美元，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生产总值为1250美元。
北宋比清朝早800年，人均GDP却高出1680美元；也就是说北宋真宗年一个人的GDP合清朝个人，你能说北宋不富强昌盛？
被西方人标榜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，人均GDP也比北宋真宗年代少1030美元。
北宋时期的人口人口从太平兴国五年（980年）的3250万增至大观四年（1110年）的1亿1275万。
北宋时期对外也空前开放，在东亚同朝鲜和日本关系交流密切；东南同越南和印尼也加强了联系，宋朝的外交同时也影响到了西亚和非洲。
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引王禹偁《建隆遗事》，言太祖问迁都之事曰“吾将西迁者无它，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，循周、汉故事，以安天下也。”
而晋王（赵光义）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：“在德不在险”一语封喉。
太祖只得在其出去后语左右曰“晋王之言故善，今姑从之。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殚矣。”
宋太宗最早反对迁都的理由是：京师屯兵百万，全籍卞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。若迁都洛，恐水运艰难。
宋太祖迁都并非第一次提出，他在之前曾幸洛阳“郊祀”；就曾考虑过迁都洛阳。
郊祀过后太祖又起留意，群臣都不敢反对；唯有铁骑左右厢都指挥李怀中以东京禁军数十万人，依仗卞渠漕运为由反对。
别人两次反对都没能动摇宋太祖的意志，唯独晋王赵光义之劝诫改变了宋太祖的意图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晋王赵光义固然为留都东京做了冠冕堂皇的理由；但似乎在乎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宋太祖的次子赵德芳。
后世人研究大量资料显示，宋太祖曾认定德芳为其继承人；而太祖弥留之际皇后也一直在策划德芳即位。
那么说到德芳，不得不说其岳父焦继勋；焦继勋当时为河南府尹治洛阳，而与之相对的就是时任开封府尹的赵光义。
赵匡胤去西京，见洛阳宫室壮丽，甚悦。召知河南府、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面奖之加彰德节度使。
焦继勋之女为皇子赵德芳夫人，再授旄钺；亦以德芳故也。
赵光义为开封府尹时苦心经营多年扩大自己的势力，可以想象；如果迁都洛阳得以成功，必将被有焦继勋为依靠的德芳皇子所压制。
这对一直觊觎皇位的宋太宗来说决不可容忍的，这也是为何在太祖两次拒绝群臣请求后；时为晋王的赵光义仍然要义正词严力主留都吧汴梁的原因。
为了留都汴梁，宋太宗绝不仅仅只是一句“在德不在险”这样冠冕堂皇的话而已；他即位后删掉正史中其与太祖冲突的相关记载，故此段史实以不可考。
宋太祖迁都洛阳之意，在于以洛阳之险，达成裁撤冗兵之意图。而太宗反对迁都，虽称“在德”，但禁军所造成重税和巨大漕运负担不得减少，太祖预见性的言论“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殚矣”，从这点来看，何来“在德”可言。
而另一个层面讲，当时身居开封府尹之赵光义，对屯驻开封之禁军的把持，绝非德芳皇子和其岳父能比；这也是赵光义能够安然即位的核心保证。
不然以“烛光斧影”之传闻，足见太宗得皇位并不被所有人所承认；若非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，恐怕这皇位难以坐的安生。
纵观整个宋初的迁都风波可以看到，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禁军与漕运。
开封之所以重要在于漕运，漕运之所以重要在于宋初十万禁军依仗漕运得以补给；而禁军又是太祖、太宗得以得国的根本，若非太宗把持开封与禁军又觊觎得国；太祖迁都之事恐怕是另一番景象。
从机运部分我们就可以就可以看到，在宋初，皇都之争主要在开封与洛阳东西两京之间，虽然太祖曾表示：“迁河南未已，久当迁长安。”。
但是长安此时已为废都，除了前代多朝之故都的名头外；因为战乱之损毁加上多年之废弃，已经不能具有国都之功能。
太祖怕只是说说气话不能当真，而洛阳与开封之争；恐怕着眼点又必须在禁军与漕运，这方面虽已成共识，但具体细节还是能够有所考量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