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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惜别家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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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八镇到文山县城约70华里,部队准备晚上住文山县城。八镇到文山县沿途风情我了如指掌。今天四人打前站,另增校部一名参谋。大家兴致勃勃,一路说说笑笑,毫无疲劳之感。我和小罗把文山县的有关风土人情、习俗,一一摆给他们听,他们是北方人,听了感到很新奇。但我们更爱听副队长讲他英勇杀敌的战斗故事,他在我们面前自然而然是老大。

    他自我介绍说:“我是个孤儿,从小到处讨饭、流浪,八路军来到我家乡脂县,我就参了军,出生入死,打过许多仗,也负过伤,还打死不少日本鬼子和反动军,立过功,1942年入党。就这些,没了。”

    他对自己的英雄事迹就这么淡淡的几句。我们问他:“你结了婚吗?”他幽默地说:“胡虏未灭,何以家为?”大家听了都感觉他说得很实在,觉得副队长有学问,不简单哩。我们是小字辈,可他从不摆老资格,还时时照顾我和小罗。    他说:“你们年轻有文化,今后祖国建设靠你们文化人。”

    小罗微笑着说:“副队长你见识很广,工作有经验,比我们强,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。”

    他听了只是微微一笑。我们一直共事到干州才分手,可惜不记得他的名字了。

    走到双村9点吃早饭,每人上两碗肉丝面。我没那个肚量,只吃了一碗就饱了,副队长一口气吃了三碗,还拌上不少辣椒粉,辣得头上直冒汗,他还连声说:“痛快痛快。”吃完了他左手往嘴上一抹(他是左撇子),“上路!”

    中午一点到了醪桥乡。醪乡只有一条羊肠似的破旧小街,店面零零落落,街上没吃饭的地方,一家店里只有饼干和水酒之类,副队长一摸,没钱了,只有代钱粮票,可这里又不能用,我也只有十几个铜壳子,大家一起“共产”,买了三斤饼干一瓶白酒。副队长立即要来四只碗,每人一碗酒,一齐“同甘共苦”,我不会杯中之物,小罗也只会喝一点,但在领导面前他也“斯文”推脱。队长火了:“下级服从上级,听‘命令’!”我仍不敢下口,“你还要不要去打前站哇。”我为难地说。“喝!”无可奈何喝了一小口,辣得喉咙像起火,副队长见我难受的样子,知我的确不会喝酒,我于是把酒全倒给他,小罗也倒了半碗酒给校部参谋,他们都“笑纳”了。副队长一仰脖子,咕噜全下了肚,我暗暗佩服北方人真能喝。我们趁着酒兴撒腿赶路了。    下午三时左右,我们从东门进入文山县城,此时天已下起了小雨,虽然路不好走,但心里特别畅快。我家就住在县城,离开家已经三年,终于到家了,别说心里多么高兴。县城每条街道都如数家珍,我带领他们从城东开始号房,再到城西、中药铺“福昌祥”、菜市场。校部、大队部住东门那座“洋楼”,我们中队队部住中药铺楼上。

    “福昌祥”是一家百年老药店,店主樟树人,姓丁,人们称他丁先生。在号他家房时,丁先生的大儿子认出了我,大为惊奇,我们一说话,丁先生也认出来了,“哎呀!是毛伢仔呀(我的乳名)”,并问这问那,我只有捡重要的回答。听了我的来意,他很高兴让出了楼上的客房给我们。“对不起,公务在身,少陪少陪。”我解释着出了门。

    下午四点多钟大部队到了,一一安置好后,我向队里请了几个小时的假,想回去看看母亲和姐弟们。我邀小老罗、小邓去我家吃饭。天下起了大雨,我们撑开伞就走。马上就要见到母亲了,喜悦之情洋溢眉宇之间。离家还有三十多米,早看见我家旁那棵大樟树,心跳得更快,脚迈得更轻松,马上就要看到我那可怜的母亲了!

    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叫:“张学逊!……”只见队部通讯员小刘从后面跑过来,气喘喘嘘嘘地说:“部队开拔了,不住文山,快回去赶部队。”我一听就像被打懵了似的震住了,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小刘拉住我的手就往回走,我心里真不知是什么味道,只得跟着走。通讯员小刘回过头说:“我先走,部队在砖门汇合,听到了吗?”他匆匆走了,消失在大雨中。

    我们三人都很扫兴,急忙折回中队住地,这里已人去楼空,背包也被带走了。丁先生见了我不解地说:“就走哇,还没呷口水呢……”我们说:“谢谢、谢谢。”立即向南门文山大桥奔去。    文山河上原有一座大木桥,反动军队逃跑时炸毁了,部队已涉水过江,等我们赶到河边,河水突然暴涨无法通过,我们在大桥下游老渡口找到了一只船,雨下得更大,船老大不见了。我们三人急冲冲跳上船,小罗拔篙起渡,三人撑船便离了岸。

    暴雨中突然我蕙姐赶来了(她听人说我到了文山,追随部队到南门大桥找我),她认出了我,大声喊:“弟弟呀,不要去了,水大雨急……”,只见她泪水雨水满面,心急如焚。我只好大声安慰道:“你回去吧,转告妈妈,我很好,不要担心,你们多保重!……”

    小罗用力撑船,由于水深浪急,船顺水往下漂,我们都没撑过船,大船像断了线的风筝,随波漂流,大家都有点发慌。邓小林大声说:“把竹篙撑船的下首,用力!别惊慌。”我们三人一起拼着死力把船向对岸划去。

    这里是文山和章江的交汇处,如果大船漂入章江,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好不容易把船撑到了南岸,我回头看见姐姐仍站在风雨中叫喊着,喊声带着哭泣。

    我大声说:“回去吧,好好照顾妈妈,等革命胜利了我会回来的。”    我心里十分凄楚,但永远跟党走,永不做逃兵的决心已定,我用力向对岸的姐姐挥了挥手,义无反顾地一扭头,大步向前追赶部队,离开了我可爱的家乡。

    这一别就是八年,直到1957年接到妈妈病危的电报,我归心似箭,马不停蹄,坐了汽车换火车,四天四夜赶到家,看到了病危中的老母亲和可亲的三姐姐及弟弟,心中特别欣喜。

    我们三人还没走到墨潭,天已漆黑,滂沱大雨,不辨东西,幸好通讯员小刘告诉我们部队在砖门汇合,我对道路熟悉,知道部队所在位置,一个劲地勇往直前。八点多钟追上了大部队,一打听,我们二大队七中队还在前面,又赶了一阵,终于找到了中队,此时我们三人已全身湿透,我那把大油纸伞也张开了一个大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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