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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2章 兵者,诡道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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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四、以守为攻的受降城体系

    张仁愿到达朔方时,突厥已带着战利品,心满意足而去。

    他一改穷寇莫追的惯性思维,逼着各部唐军向北追击,跨黄河入北岸,打了突厥措手不及,夺回大部分牧马和物资。

    通过这次跨河追击,张仁愿发现内蒙河套段的黄河流速甚缓,根本不足以成为朔方防御的屏障。

    他上奏朝廷,建议增加朔方的防御纵深,将触角伸过黄河,在北岸修建防御支撑点。

    奏疏送至京城后,同为抗边名将的唐休璟表示反对,认为“两汉已来,皆北守黄河,今于寇境筑城,恐劳人费功,终为贼虏所有”。

    但张仁愿并未给老前辈面子,反复上奏申明积极防御的意义。

    此时,默啜可汗在朔方踢了铁板,开始将战略重心西移,准备联合西突厥势力,进攻唐朝在西域的盟友突骑施。

    张仁愿认为此乃千载难逢的机会,执意请求乘后突厥空虚,加强北疆防务,终于得到朝廷的同意。

    为保证筑城顺利,他又请求将服役期满的老兵暂时留下,以加快进度。

    这时朔方军中,出现了畏惧突厥军队,集体逃亡的事件。张仁愿铁腕治军,将二百余名逃亡的咸阳籍士兵,全部斩于城下。

    在血淋淋的惩戒面前“军中股栗,役者尽力,六旬而三城俱就”。

    随后,张仁愿又向北拓地三百多里,在牛头朝那山(内蒙古固阳东)北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,以吐蕃降将论弓仁(吐蕃军神论钦陵之子)为朔方军前方递弈使负责巡游警备,构建了一套稳固的军事防御体系。

    在修筑受降城时,张仁愿没有设置壅门、曲敌、战格等守备设施。

    曾有人表示异议道:“边城没有防守设备,行吗?”

    张仁愿答曰:“兵贵在攻取,不宜退守。如果敌人打到这里,当全力出战抗击,敢回头望城的人都该斩杀,何必设置守备,养成退守的习惯?”

    《旧唐书·张仁愿传》:仁愿初建三城,不置壅门及却敌、战格之具。或问曰:“此边城御贼之所,不为守备,何也?”仁愿曰:“兵贵在攻取,不宜退守。寇若至此,即当并力出战,回顾望城,犹须斩之,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?”

    这番问答,充分反映了张仁愿以守为攻的战略思想,并不寄希望于困守坚城,而是要以城防为链,锁住突厥这匹野马。

    五、受降城体系与后突厥之衰

    张仁愿用两月建成的三座受降城中,西受降城(内蒙巴彦淖尔市)坐落于狼山山口南,黄河渡口北,与灵州遥相呼应,为控扼南北交通的要冲。

    中受降城(内蒙古包头市)正对黄河古渡口,为朔方郡的北大门。此处原有的拂云堆神祠是默啜可汗南下入寇前,必先祭祀求福之所。

    东受降城(内蒙古呼和浩特市)隔河与胜州、榆林相对。

    三座受降城从西到东,相去各4百余里,保护黄河北岸的后套平原、包头平原和呼和浩特平原,成功的锁住了黄河河曲地区。

    因此,三受降城防御体系建成后,后突厥汗国已无“南牙”(南庭)根据地可言,无力回旋于漠南的默啜可汗,不得不返回更荒凉的漠北。

    后突厥汗国作为一个纯游牧政权,有三条无可逃避的天然劣势:

    其一、缺乏生产能力,国家经济极度依赖掠夺收益;

    其二、经济的极度单一性,导致国家抗灾能力极差;

    其三、游牧的生活方式,导致天然具有不团结基因。

    此前,后突厥骑兵对唐朝北疆州郡的劫掠,使大批汉人奴隶、金帛、米粟、马匹流入,增强了后突厥的经济实力,使进入了辉煌的历史时刻。

    但张仁愿攻击型防御体系的建立,使突厥铁骑南下劫掠之路受阻,国家财富无以增加,很快就诱发了突厥国内的矛盾。

    为缓和国内的压力,默啜可汗不得不向西、向北方寻求发展。

    但后突厥强行的掠夺政策,又使西域的突骑施、西突厥,东北方的铁勒诸部、奚、契丹,再次倒向唐朝寻求庇护,反而加剧了后突厥分崩离析的进度。

    三受降城修筑后,自景龙三年(709年)至开元四年(716年)七年间,投唐的部落多达19支,遍及唐东北至西北各处边疆。

    可见默啜可汗的穷兵黩武,不但收益很低,反而促成了以唐为首的反突厥联盟。

    因此,开元三年(公元715年)默啜攻葛逻禄、胡禄屋、鼠尼施等部,北庭唐军、西突厥十姓可汗、葛逻禄联手相助,大败后突厥。

    开元二年(公元714年),默啜围攻北庭都护府(新疆吉木萨尔),再次被联军痛击,斩同俄特勤,默啜妹夫投降。

    开元四年(716年),唐庭发布《命薛讷等与九姓铁勒共伐默啜制》,联合九姓铁勒南北夹击后突厥。

    虽然,默啜在与九姓铁勒拔野古部交战中获胜,但班师途中,默啜恃胜轻归,被袭而死,传首长安。

    默啜死后,后突厥汗国日窘,始终在和唐与交战中左右摇摆,国力愈发削弱。

    终在天宝四年(745年)被唐、回鹘、葛逻禄联手绞杀,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    综上所述,张仁愿的三受降城体系,使中原王朝的军事堡垒,延伸至游牧民族腹地,北拓疆域三百余里,为后世防御北患的定制。

    该防御体系,成功断绝了后突厥汗国的经济来源,导致突厥被迫转向西征、北伐、东击。

    因此,三座受降城的作用,远超军事堡垒的范畴,实为后突厥由盛转衰的关键性因素。

    故史料才有“三受降城者,皇唐之胜势也”之句,宋人在编撰《新唐书》时,给了张仁愿这样的评价:

    “仁愿为将,号令严,将吏信伏,按边抚师,赏罚必直功罪。后人思之,为立祠受降城,出师辄享焉。宰相文武兼者,当时称李靖、郭元振、唐休璟、仁愿云。”

    很多人可能更看重“逐匈奴于漠北”、“封狼居胥、勒石燕然”的轰轰烈里,但一次两次的突袭,未见得能动摇游牧势力的根基。

    而张仁愿的水磨工夫,却在之后四十年里,牢牢扼住突厥的命脉,使其萎缩而亡。

    这才是以国为棋的顶级高手,不负李显“纾东顾之忧,释北垂之虑”的评价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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